“反催收”趁火打劫，催收行业的乱象与生存
发布：2021-01-25 12:50 来源：上观新闻 浏览：102
金融就是经营风险，有风险就有坏账，有坏账就有催收。所以，催收是金融行业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无视催收会带来极其恶劣的外部性——纵容失信者，这将恶化金融市场的土壤，因为坏人会更加肆无忌惮。
建设一个强大且规范的催收行业，不仅是减少金融损失、提高金融行业利润率的需要，也是强化信用意识、净化市场环境的需要，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健康长远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有个比喻很贴切，催收就像排水系统。在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背后，离不开排水系统，这也是衡量一个城市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在国内，许多城市基建“大跃进”，地铁、高架建个不停，但是对地底之下的排水系统缺乏重视，一到降雨量多的时候，下水道就会掉链子。
这像极了催收行业如今的命运：金融体系不断膨胀，资产负债表越来越漂亮，国有大行在国际名列前茅，而催收行业却被高度边缘化，根本上不了台面。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里，催收行业甚至没有姓名，被归入其他行业。
无名分必然无规则，也就乱象丛生。尤其在互联网消费金融兴起之后，催收行业进入野蛮生长阶段，多次引发舆论炮轰，最终在现金贷整治大潮中被严打，全行业遭受重创。
催收行业何去何从，也是留给监管部门的挑战。
没有姓名的行业
在金融领域，不良资产的产生是必然的，要处理这些坏账，催收是一种常见手段。
尽管金融机构都有自己的贷后管理团队，但是鉴于催收业务的复杂性，出于成本和管理等方面的考虑，它们通常需要与第三方催收机构合作，尤其那些逾期时间比较长的坏账。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迅速扩张，累积的不良资产越来越庞大，催收行业快速发展起来。尤其是信用卡业务和消费信贷的发展，给催收行业创造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0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319.7万亿元，同比增长10.1%；2020年，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资产3.02万亿元，截至2020年末，不良贷款余额3.5万亿元，较年初增加2816亿元。在银行体系之外，还有成千上万家的小贷公司、担保公司、保理公司等非银机构，它们的业务更加下沉，因此坏账风险更高，也就更离不开催收。
既然催收如此重要，催收市场如此庞大，那么我国催收行业现状如何呢？
很遗憾，直到目前为止，我国不存在以催收命名的机构，这个行业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催收机构多以商务咨询、信息科技、服务外包等名称存在。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新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这份长达222页的文档里，压根找不到“催收”二字。在实践中，催收行业一般被归类为第72大类中的第7299项“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
既然连名分都没有，也就没有正式的监管部门，没有成文的法律法规。当需求爆发之后，这个行业必然走向无序的野蛮生长，悲剧命运也就在所难免。
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据，从公开资料来看，目前全国市场上约有数千家各式各样的催收机构，从业者至少数十万人。
在遭遇监管严打之前，催收行业的处境就很不妙。谈及催收，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或许是光头、文身、金链子，由此联想到恐吓、暴力、涉黑……
人们甚至压根没有将催收视为金融行业的一部分，至于催收从业人员，更是无法享受到其他金融岗位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及收入水平。除了无名分、无监管，这个行业的悲惨之处还在于，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业过度依赖贷前和贷中风控，但对于贷后风控以及催收的重视力度还远远不够。
久而久之，从业者素质参差不齐、手段粗放、效率低下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过度催收乃至暴力催收并不鲜见，催收变成了金融领域不可细说的敏感地带。
乱象与生存
催收行业的大爆发，归因于过去几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从P2P、校园贷到现金贷，催收行业随之迅速膨胀起来。
这些互金平台主要面向信用资质较差的客群，因此坏账率高企；与此同时，它们大多没有金融牌照，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护，对借款人的威慑力远不及银行等金融机构，这进一步加剧了坏账压力。
在此背景下，互金平台高度依赖催收机构。某种意义上，它们需要通过催收弥补风控的粗糙，催收在整个风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于是，互金行业与催收行业，两个同样缺乏名分、缺乏监管的行业紧密联结在了一起，造成了更可怕的乱象。从2016年以来，关于暴力催收的新闻屡见不鲜，而且往往伴随着大学生、自杀等关键词，一次又一次在社会上引起公愤。
能够预料到的是，监管严打接踵而至。
2017年4月，银监会发布《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做好“现金贷”业务活动的清理整顿工作，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有关规定，不得违法高利放贷及暴力催收。
2017年6月，银监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对涉嫌暴力催收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移交公安、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2018年中央发起“扫黑除恶”之后，公安机关大举介入，真正的暴风雨降临了。
2018年5月，银保监会、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要求：严厉打击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侮辱、恐吓、威胁、骚扰等非法手段催收贷款。
此后，围绕“暴力催收”的一系列整顿行动不断升级，各地不断传出有催收公司被一锅端。这场行动一直延续并贯穿了整个2019年，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0月22日，港股上市的“51信用卡”被曝因委托外包催收公司使用软暴力手段催收债务而被警方调查。
经过2018~2019年的整肃，催收行业基本半死不活，从业者噤若寒蝉，原本常用的杀手锏——轰炸通讯录、P图恐吓等手段均被明令禁止，这也直接影响了互金行业的坏账率与盈利状况。
只不过，这种运动式的严打，治标不治本。毕竟，金融业还是离不开催收这一环。
这时候，另一种极端情形出现了。
“反催收”趁火打劫
既然催收行业被摁住了，一个为逃废债而生的特殊行当——反催收，兴起了。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整治的持续加码，新金融机构的发展环境日益恶化，催收环节更是遭受重创。
有组织、有体系的反催收势力趁机崛起，一条灰色的反催收产业链随之形成，乃至吸引了一些原来的催收从业者加入。这些反催收组织获客有道，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以各式各样的手段触达潜在用户。而所谓的智能算法推荐，大大提高了它们的获客效率。
在反催收组织的教唆和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借款人走上了恶意违约之路，反催收组织则从中收取服务费以牟取暴利。比如它们会故意激怒催收人员，以“钓鱼”方式获取不当催收的证据，并利用第三方投诉平台，动辄扣上套路贷、暴力催收等帽子聚众造势，再加上某些自媒体的煽风点火，新金融机构损失惨重却有苦难言。雪上加霜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又给这些反催收组织带来了新的“抓手”。
2020年1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
其中第四条提到：对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以及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金融机构要在信贷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灵活调整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
还有第十四条提到：要合理调整逾期信用记录报送，对因感染新型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和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因疫情影响未能及时还款的，经接入机构认定，相关逾期贷款可以不作逾期记录报送，已经报送的予以调整。
一条为延后还款开了口子，另一条为逾期不上征信开了口子，出发点都是好的，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在客观上给新金融机构埋下了大雷。如此一来，催收更难做了。在反催收组织的推波助澜之下，大批借款人拿着伪造的医疗证明或者工作证明，以疫情为借口拒绝履行还款义务。
信用文化被进一步败坏掉了。罪恶当道，坏人得志，必然会刺激更多借款人以及潜在借款人走向失信，这才是行业不可承受之重。
当此之际，一些从业者建议金融监管部门联合网络监管部门，开展“互联网金融环境净化行动”，让反催收组织的不法行为在互联网上失去立足之地。在立法层面，他们呼吁加大对反催收行为的惩戒力度。建议参考刑法中“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信用卡诈骗罪”，对于干扰正常金融秩序、教唆和引导消费者违约的行为予以严惩。此外，还需要尽快将合规的数字信贷全面纳入征信体系，彻底提升借款人的违约成本。
互联网金融也好，金融科技也好，都不是法外之地，对从业者如此，对消费者更是如此。
归根到底，在数字信贷日渐发达的今天，我们期待数字信贷能够像传统的银行信贷那样，获得平等的法律地位和监管待遇。
令人欣慰的是，2020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协助上海市公安局破获了一个职业投诉人犯罪团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表态称：消费者应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反映诉求，不可采取缠诉、重复恶意投诉等方式非理性维权。
还有未来吗？
催收不可或缺，但是谁来给名分，谁来负责监管？
在国际上，美国是催收行业发展最早、立法也最早的国家。1977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FDCPA），从债务催收主体、债务催收行为以及执行机制三个方面确立了一套完善的债务催收行为监管法律制度。此后，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也相继仿效美国，制定了关于债务催收的法律法规。
在我国，尽管催收行业的整体规模和影响力已经相当之大，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催收行业仍然没有可供遵循的相关法律。
2019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王贵国提出了《关于加强债务催收行业自律的建议》。他认为，破解中国债务催收行业困境的根本出路，是推动行业立法。而组建催收行业协会，发起成员内部自律，并由此配合和推动行业立法，这一路径或是催收立法的最佳模式。问题是，要想注册正规的行业协会，需要先过民政部这一关，如果没有市场监管或者金融监管部门从中协调，可能性微乎其微。
要想打击、破坏一个行业，并不难，也不需要很久，但是要想建设、扶持一个行业，需要很长时间，也需要克服很多困难。除了监管问题，催收行业自身在作业方式上就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传统的信贷业务，主要是企业贷款和相对大额的个人抵押贷款，但随着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的兴起，小额、分散的无抵押贷款在近年来迅速放量。
这带来的一个首要问题是，传统的、依赖人力的、偏重线下的催收方式，并不适用于小额、分散的无抵押贷款业务。单从成本的角度来说，传统催收就无能为力。哪怕不考虑成本，从技术和能力的角度，传统催收也跟不上了。
债务人群体的变化也不容忽视。随着消费升级与普惠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群体成为债务人，其中大部分又是低龄的90后乃至00后人群，传统的催收还能适用于这些新生代人群吗？
更重要的是，以“扫黑除恶”的名义，不正当催收受到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强力整治，很多原先的灰色操作手法，现在被列入了禁区。这意味着，催收行业急需洗心革面，这不仅是发展的问题，也是生存的问题。对此，既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尽快出台，也需要更多借助技术手段。
总而言之，随着消费信贷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催收行业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催收行业只有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进行科技创新突破，才能等到被正名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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